张五常先生的独步单方

十年前某天，收到尚健在的郑超麟老人寄来的他即将在香港报刊发表的文章清样，文题是《一个给中共开“单方”的经济学家——评张五常教授》，以为这是香港学术界的事情，读过也就淡忘了。近日在今年第二期《书屋》上读到余世存先生的文章《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读张五常先生〈三种社会体制〉讲演》及所附张先生不久前在武汉大学讲演的记录稿，才知道这事已闹腾到大陆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为之出主意支高招，张先生就是很热心的一位。他过去从来不用中文写作，他的外文姓名是史提芬·张，近十多年来却用中文写了一百多篇文章来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在香港《信报》开一专栏《张五常论衡》，并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几本书，如《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等。他有一篇题为《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的文章，此文要义如他在讲演中所说：“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惟一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一个靠社会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张先生是很自负的，也颇自鸣得意，在这篇讲演中也多处表现出来。他说，“我怎样才能发明一种理论，以试图来解释中国的未来”，“当我把交易成本分成两个部分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理论诞生了”。“我所有的预测都是准确的，从来没犯过任何一个错误。也由于我的预测太准了，结果很多人都以为中国政府在听我的。”总之，张先生发明了一种理论，对中国又是最准确最恰当的，当然就是独步的了。人有某种自负和自鸣得意并不是坏事，但也不可太过。张先生在《剩余价值与两极分化》一文中写道，他以前发表的文章（《邓家天下》和《马克思奄奄一息》）已经用了“三招两式”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杀得“片甲不留”。把马克思的学说推崇到至尊的地位固然不足取，对马克思的学说如此藐视同样不足取。马克思的学说诞生于一百多年前，剩余价值论是他经济理论的基石，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面是不朽的。有一个事实大概不可否认，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伴随着的工人运动，使得资产阶级也进行自我批判和调整，加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才使资本主义世界至今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张先生认为在健全的即私有产权有保障的制度下，两极分化一般是不存在的。美国和香港都称得上是私有产权有保障的社会，那里没有两极分化吗？两极分化是指资产阶级和工人两个方面，不是仅指工人生活的绝对贫困化，越来越赤贫化，不是的。现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工人职员的生活水平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时代是不能比的，一百多年前他们是为面包而斗争，现在他们有的已有自己的汽车，何愁面包呢？但这不等于就没有两极分化。诚如现已作古的郑超麟曾指出的：“两极分化，马克思恰好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提出来的，是从剩余价值、从资本积累推论出来的，而不是从一般的贫富悬殊，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类事实归纳出来的。”张先生认为两极分化不是私产社会的一般规律，大概不容易站住脚。

　　张先生是科斯的私淑弟子。“假若有人误以为我是科斯的弟子，我倒乐意将错就错。”科斯是交易费用学派的创始人，诺贝尔奖得主。张先生也被认为是当代交易费用学派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香港大学经济学系执牛耳多年。张先生曾将他发明的理论写成文章寄给他许多位美国同行看，只有科斯一人同意他下的结论。张先生的《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是他《再论中国》一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把过去写的理论的概括总结。他的看法是：经济学是以人的自私为出发点的。人既自私必有竞争。既有竞争就须订立一些规则要人遵守。这些规则就是产权制度。大致上，在有政府的社会中，产权制度只有三种：一、没有私产，也没有等级特权，但有“法例”来约束竞争；二、共产制度没有私产，但有等级特权，较高的等级就有较大的权利；三、私产制度，没有等级，但以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多少来决定他应享的权利大小。他认为第三种即私产制，是最好的规则。

　　张先生的这些看法也新鲜也不新鲜。谁都知道，私产神圣是古已有之的观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保护私产也是文明社会应当恪守的一条规则。如果把《共产党宣言》概括为一句话，大概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马克思设想的一个全新世界，至于在何时以什么方式实现，当然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但这决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及私有产权是万古常青的。私产制社会就没有等级吗？张先生也无法自圆其说。我们这里官民是等级，官大官小是等级，张先生的“以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多少来决定他应享的权利大小”照样也是等级。至于私有权产是否就是世界潮流，也是可以讨论的。在第一世界的大公司中，由于仅靠一个或几个人的资产已不能运转，不仅需要很多大大小小的股东，也需借贷，导致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股东的私产权越来越不重要，私有财产制逐渐式微，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在这种大公司，只有大股东即有控股权者才有权力，其他的股东不过每年剪剪“息票”而已，并没有权力，大权操在支领工资的经营人手里，这种公司很难称为个人私有的那种私有制，但也不是公有制，有一派学者称之为“准公有制”。可见，张先生的单方是否是独步的，也是可以研究的。

　　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在过去的苏联和中国等一些国家，就更特殊些。这些国家是“全民所有”，但管理者是各级官员，他们掌握着经济大权，因之也掌握着政治大权，或者是因为掌握着政治大权因之也就掌握着经济大权，“全民”既无权又无息票可剪，“全民所有”成了“全民没有”。这种体制已无生机可言，这就是中国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原因。

　　张先生主张在中国完全恢复个体私有制，因为他担心中国会走到“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的，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那样一种可怕的社会，可谓用心良苦。他提出的实现方法一要公平，二要便易。他特别强调这种改变越快越好。但他并不主张把土地还给原来的地主，也不主张把工厂还给原来的资本家。他说：“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指国营企业或相关的官员）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要用这些权力了。”原来张先生希望现时官员的“特权”或“权力”很快化为物质的“产权”，而且是“一大笔钱”，使官员和其他公民以平等的身份在市场上竞争，于是天下太平。天晓得，这样就公平了，就平等了？也不能说这是张先生的异想天开，这些年来把权力化为自己的私产者大有人在，也是一个很难遏制的趋势，与其让一些官员们无休止的贪下去糟踏下去，还不如一次性了断。我想中央政府不会正式采纳他这个建议。按我们的党纪国法，贪污受贿或糟踏国有资产，既犯法又违纪，虽然到目前为止可能逮着的少，逍遥法外纪外的多。也可能过一段时间逍遥法外纪外者得到的实惠就合理合法了，那毕竟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就明目张胆使之合理合法能行得通吗？他们的权力又是谁给的呢？通常说法是人民给的，这当然不准确，但他们的权力并不是天赋的，似乎也不能认为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贡献特别大，为什么要用国家的钱去买他们手中的权力呢？再说权力是可以买得完的吗？就算能把与经济直接有关的官员们的权力买下来，那些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官员们的权力呢？如党的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政府中的人事部门和文化教育部门等等，须知任何权力都可以转化为钱，这在中国比比皆是，你如何买断？特别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张先生设计的世界里将如何自处。这就是农民、工人、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党政部门中职位较低的国家公务员及一切靠工资生活的人，更不要说那些下岗失业者和没解决温饱的人们，他们何时才能拥有相当份额的私产并在张先生拟排序的世界里竞争呢？余世存先生说，他在读张先生讲演时，“最为不安的是民众被忽略了，人心秩序被忽略了”。我有同感。

　　张先生有些说法，也令人匪夷所思。如有人请他说明对于民主的意见时，他回答说：“投选票不如投钞票。”这意思是说市场比民主更重要。但如果缺乏民主或民主机制不健全，产权的重新组合交易分配能公平吗？他还说：“在民主制度下，你知道你的任期只有几年时间，则从你被选上的第一天起你就会开始贪污腐化，希望在任期之内把该捞的都捞回去。”这样评说民主制度的坏处还真很少见。我们常听到的也偶尔见到的，是跑官、要官、买官（跑和要也决不就是空口说白话），特别是买官者，又特别是花大价钱买官者，他们上任的第一要务必然是先把本钱捞回来，然后再赚高额利润。他还说，中国“最上层的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陈希同是不是最上层的？省部级干部叫高级干部，他们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其中已经有多少人落马？他还说：“其实我并不反对贪污腐化，我反对的是滋生腐败的管制。如果政府建立了这种管制，刚好我也是那里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也会贪污的，我甚至坚信我会贪污得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有效、更厉害。”诚然制度比个人更重要，可中国还有一句老话是“出污泥而不染”，或者张先生不赞成这古训，那当然是他的自由，但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们连起码的道义、良心、自律、自爱都统统没有了，这样一个社会还值得留恋吗？

　　有许许多多人关心中国的改革，或著书立说，或建言献策，这都是好事，但不同的人其切入点也各不相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应克复撰文指出：“改革政治体制，是当代中国社会焦点中的焦点。”这也就是十五年前邓小平说的：“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李锐撰文认为，“迎接新世纪要四讲”，“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些意见比起张先生的独步单方来，可能更容易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

　　张五常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很有资格议论中国的事情。他现今也居住在中国的版图上，只是在美国和香港工作生活了许多年。鄙人没有在学校里上过经济学的课，纯粹是门外汉，但毕竟在大陆生活了六十多年，也多多少少算有一点议论中国的资格吧，故写此文。

靳树鹏 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