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科学

一、 诺奖得主的中国助教
　　19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莫里斯(Janes Mirrl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维克雷(William Vickery)。维克雷以八十多岁高龄获此殊荣，兴奋之后，遽尔长逝，作为一名学者，可说是寿终正寝、功德圆满了。颁
奖消息公布前不久，莫里斯的中国学生张维迎写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适逢其会地问世，亦堪称吉兆。
　　莫里斯和维克雷是以对“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性经济理论”所作的基础性贡献而获诺奖的，张著本书则对现代经济学这一崭新而重要的领域作了系统翔实的介绍。这一片知识园地非常宽阔，深入为难，即使走马观花，亦须熟悉门径。张教授以“刚考到驾照的人最清楚如何教人开车最有效”的谦虚和自信，写了这本书，就是给我们指导门径的。
　　这本书是教科书性质，但它绝对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教科书；它“适合没有学过博弈论的中国读者读”，但它能把不怕吃力肯跟着向导脚步走的读者从门外带入圈内又带上高峰。作者熟悉经济学这一领域的历史和最新文献，在书中作
了清楚的梳理和全面的综述。逻辑布局上环环紧扣，此呼彼应；语言表达上清楚透彻，深入浅出。可以看得出他在剑桥师从莫里斯、将自己从“博弈论的学生”变成“可以教授博弈论的教师”的过程中，是下了苦功的。这是一本既打基础又建高楼的教科书，一册领你入其藩蓠又升其堂奥的导游图。改革中的中国早已是经济学大师们关注和兴趣的重点。莫里斯在中国也许没有象萨缪尔逊、弗里德曼那样出名，但是以笔者之孤陋，还不知道哪一位别的经济学诺奖得主，象莫里斯
有张维迎那样，有幸拥有一位如此出色的中国助教。
二、 是博弈，不是平等交易
　　博弈论(Game theory)的名称由来已久，又叫对策论。半个多世纪前，数学天才冯诺伊曼(Von Neumann)在摩根斯腾(Morgenstern)合作下，出过一本《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但它基本上是一本数学性质的著作，与莫里斯、张维迎他们从事的博弈论关系不大。美国数学家纳什(John Nash)在二十一岁时写的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一种数学味道既重、同时又对经济学的博弈论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均衡概念，他因此在四十多年后荣获1994年的经济学诺奖。纳什1958年三十岁时患了精神病，此后长年医院为家、消磨岁月，所幸近年来病情大有好转，曾亲自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典礼。
　　“信息经济学”一辞也有异指。美国人马克 尤里 波拉特(Mac Uri Porat)1977年以此为题出煌煌九大册巨著，据说颇为轰动。但那是将“信息”作为工业、农业、服务业之外的“第四产业”来谈论、与“未来学”同科的一种著作，当然与诺奖垂青的工作无涉。
　　简单地说，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博弈论是理论，信息经济学是其应用。所以后者也可以叫作“应用博弈论”，前者也可以叫作“理论信息经济学”。叫法无关宏旨，表过算数。而欲为博弈提要钩玄，当下的捷径是与传统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作对照。
　　传统市场理论在描述交易人的行为和市场总体态势时，隐含着市场是完全竞争性的，以及交易人都掌握完备的信息，这样两个基本假定。在这样的假定下，价格成了交易人决策和行为时唯一需要考虑、讨论的变数。然而现实社会远远不是一个理想化的大市场，现实中人们的关联和互动，远不能统统塞进价格制度的框架里。尤其是互动的交易人之间，通常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
　　以雇主录用雇员为例。雇主对雇员能力的了解当然不如雇员自己，雇员可以隐瞒某些信息以争取被录用，这是事先(录用之前)的信息不对称，雇主在事先冒着“隐藏知识”(hidden knowledge)的风险。录用之后，又有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雇员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相当自由地做些小动作因而不利于雇主，雇主在事后又冒着“隐藏行动”(hidden action)的风险。雇员之于雇主，不象市场上平等交易者之间的关系，而更象游戏场中互相戒备、窥视、取巧的赌徒间的关系。(即使市场上的买卖双方，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卖者往往会对买者隐藏有关商品的某些信息，作虚假广告。完全平等的市场交易也只是一种理想化。)其他的人际关系，多半也是如此。所以，用博弈论作交易分析，显然比价格理论的描述，要近真得多。
　　博弈论提炼出“委托人——交易人”模型作为分析的总框架。凡拥有私人知识而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不具有私人信息而据劣势的一方，则称为“委托人”。上例中，雇主是委托人，雇员是代理人。许许多多的关系，如保险公司之于投保人，股东之于经理、经理之于员工、债权人之于债务人、买者之于卖者、房东之于住户、涉讼人之于律师、公民之于政府官员等等，都可以纳入“委托人——代理人”的模型。研究者又将模型细化为若干小模型，作出合理的分类，就每一类别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经济学的这一片新园地里可说是精彩纷呈，硕果累累。
　　传统市场理论断言，价格制度能够保证市场参与者通过讨价还价使交易得到“双赢”的结果。但实际情况中由于非价格因素的作用，“双赢”并不那么容易达到，这里就有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委托人面对拥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既然希望他选择符合委托人利益的行动，就不应该使用“强制合同。(forcing contract)或仅仅靠提倡“奉献精神”，那样只会适得其反。只有通过“激励合同”来诱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才是委托人的正确选择。信息经济学就需要研究这样的激励合同应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制度安排，换言之即是签订契约、设计机制，所以信息经济学也称为“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这样的理论对于交易参与者、特别是“委托人”一方来说，当然有其应用的、操作的、规范的价值。
三、经济学有特殊的科学性
　　张教授这本书，不仅教给我们博弈论的具体知识，更能在“经济学究竟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上，帮助读者确立正确的观念。谁都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然而未必有很多人能对这一命题的真实含义作深切的理解。跟着张教授在博弈论园地里到处走一走，学着用他的眼光、他的方式来观察各处景物、来述说和谈论各类事情，渐渐地你也许就明白了经济学的方法是怎么一回事，对经济学之作为一门科学的特点，也会有所领悟。
　　科学追求真理，科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真相，事物各各不同，事物的方面各各不同，因此，决定一门学问之科学性的，不仅仅是各门科学都具有的共通性，更有赖于这门学问所独具的特殊性。就象决定一个人的人性的，不仅仅是人人都会的吃喝拉撒这类事，更在于这个人的特殊个性。一门学问开解怎样的特殊途径，运用怎样的特殊方法、观念、概念，来构成、逼近、达到那些作为其认识对象的事物或事物方面，这才是这门学问的科学性之真正所在。
　　物理学研究基本粒子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为了使经济学对人的行为之研究，达到与物理学对基本粒子的行为之研究同样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经济学就得使用与物理学本质上不同的方法。经济学方法与物理学方法可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平行性、可类比性，但是进入内里，必定有着更深刻的差异性。
　　例如，物理实验中观察到量子可以表现为波或粒子两种行为，但是物理学却不能谈论量子(在脱离开实验以外)的本性究竟是波还是粒子的问题。相应地，经济学家研究理性人在各种物质和制度环境下最大化自己偏好的不同行为方式时，也绝不将人的行为与什么抽象的本性相联系。就不能脱离开环境谈论认识对象的行为这一点而言，物理学与经济学有相似性。但也仅此而已，再下去就不同了。
　　量子行为的环境几乎完全是观察过程赋予的，先前并无，“环境”也无“行为”可言。观察产生了观察的对象，而且观察对量子行为的作用是抗拒任何描述的，你无法谈论实验设备和观察者构成的环境如何影响量子行为的“机制”问题。量子物理学里令人头痛的“测量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这样倒也好，工作中的物理学家可以不管它，而纯粹出于认识的兴趣，随意为量子设计和制造各种环境。
　　经济学里没有这样的“测量问题”。人们生活的物质和制度环境多半是自然生成的，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无人观察也存在在那里。即使按照事先的设计作制度安排上的变革。那也是源于主持者自身利益的驱动。他可以延请经济学者作参谋，但变革的动力只能来源于主持者自身，提建议的经济学家此时是在为某种利益出谋划策，其立足点已经从作为科学家的客观立场上下移了。所以，高明的经济学家通常并不以有过担任政策顾问的经历为荣。
四、数学方法作为拐杖
　　在确定一门特殊学问的特殊科学性时，看清楚数学方法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很关键的。数学有其自己的本性和精神价值，而当数学作为工具、方法运用于其他学科时，其本性往往不彰。每门特殊的科学必有其特殊的方法论，其进步自不能单单以所用数学工具的深浅多少来衡量。认为在一切学科里都是数学用得越多越好，视“数学化”为当今科学进步的必然趋势和应然取向，实在是时代的偏见和势利眼的意识形态。
　　拿运用数学最多的物理学来说，大物理学家都强调物理与数学之间的重大区别。爱因斯坦自承“在数学领域里的直觉能力不够强，以致不能把真正带有根本性的最重要的东西同其余那些多少是可有可无的广博知识可靠地区分开来，”但他自信在物理学里能“识别出那种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其他许多东西撇开不管”。杨振宁在物理学家中是“偏爱数学”的，但他对标准数学著作却隔膜很深，他说：“世上现有两类数学著作。第一类是我看了第一页就不想看了。第二类是看了头一句就不想看了。”总之是不想看。他把数学和物理学比作“两片对生的树叶，只在基部有少许公共部分，而它们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学术传统，互相独立地在生长。”对于数学理论与物理概念之间的“先定的和谐”与契合，例如在古代有二次曲线之于天体轨道，在现代则有纤维丛之於规范物。大师们总是感到惊异，仿佛事情本不当如此而竟然如此。事情甚至倒过来：物理问题的研究成为新数学的生长点。从菲尔兹奖颁发情况来看，80年代数学发展的主流，多与杨振宁的原创性物理研究工作有关：杨——米尔斯方程，杨——巴克斯特方程等等。
　　社会科学中应用数学最多的当然非经济学莫属，许多评论者众口一词以数学工具之先进为现今经济学进步之标志，发出要求经济学向自然科学看齐、更多地运用数学的强烈呼声。但我颇为怀疑：作这样评论和呼吁的人，大多数是在人云亦云，他们是否真懂数学，尤其是，是否真懂经济学，需要打一个问号。
　　1974年的诺奖获得者海耶克(F.A.Von Hayek)，他的获奖演说，通篇都是批判这种“来自自然科学”的‘科学’态度”，将其严厉地斥责为“知识的虚伪”。海耶克断言：经济学向自然科学“摹仿的尝试会在我们的学科中导致全部谬误。”
　　经济学研究中该用什么数学，用到什么程度，这得由经济学问题的性质来决定。数学工具不应有炫耀性，不应是装饰品。经济学诺奖自1969年设置以来，多数获奖作品确能熟练应用数学，但自数学专业眼光看，这些数学并不十分艰深。也有完全不用数学的诺奖得主，如罗纳德 科斯、道格拉斯 诺斯等人。即使数学倾向比较强的诺奖得主，如萨缪尔逊、纳什，其价值也不是表现在数学的高深上。纳什的获奖论文被数学家认为“他的成就中最不起眼的一项”，但这是一篇数学上虽然不起眼经济学上却有重大意义的论文。数理经济学中数学用得相当艰深的研究，如非线性经济学，反而与诺奖无缘。“非线性”热闹了十多年后，近年来转趋沉寂，也颇能从另一侧面说明问题。
　　冯诺伊曼、摩根斯腾的博弈论是一种数学，他们以适合于作数学处理的方式从事建模。模型一旦建立，就一往地用数学演绎和构造的精神向前推进。从数学的观点看，是很漂亮的工作，返观经济现实，则相去甚远。
　　莫里斯的博弃论才是真正的经济学，他始终朝着经济学的高峰攀登，数学只是随时随处借用的拐杖。没有拐杖，上不了一个一个台阶。但台阶与台阶间的组合、连接，则完全依照经济学的逻辑。所以，即使数学底子较差的人，在远望和泛览中，也可能大致了解经济分析的途径。这种读法对于冯诺伊曼的书是行不通的。但是反过来，读冯诺伊曼能顺畅地读下去的，未必读莫里斯也能同样顺畅。这里需要换一付脑子。数学分析和经济分析毕竟范式不同。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有目的，有自由，能选择；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物无所谓目的，无所谓自由，无所谓选择。此处自由乃是与规律相对立的范畴；自由，即不受规律支配；受规律支配，即不自由。科学按其本义是探索规律的，因此科学似乎不能研究自由的人，“科玄论战”中玄学一派坚称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宗旨亦在此。但现在经济学恰恰以研究出有自由的人的行为之规律为己任，这一词语上的显著矛盾，就已经反映出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和困难性。正因此，经济学没有自然科学的幸运，不能向数学借光，最多只能借力。
　　仍以物理学为参照，正电子就实实在在是纯数学光照下的发现。当年狄拉克纯粹从数学对称性的美学考虑，建立了相对论性的电子波动方程。为了给这个方程令人困惑的负能解作出恰当的物理诠释，狄拉克大胆预言存在着一种与电子同质量异电荷的粒子，即“正电子”。后来实验家在威尔逊云雾室里观察到的粒子弯曲径迹证实了狄拉克的预言。如果没有数学的预见在先，实验家只会把径迹解释成电子奔向源头，决不会解释成“正电子”出看源头。杨振宁称狄拉克这种以
数学美直刺物理实在的工作风格为“秋水文章不染尘。”与之比较，海森伯则主要考虑为众多实验事实编织统一解释的理论之网，而提出矩阵力学，杨振宁称海森伯的工作里总带有一点“渣滓”(毫无贬义)。看来，经济学不可能有自己的狄拉克。纯数学的考虑不会导致经济学上的实质性发现。经济学的光源只能来自经济事实的富矿中。
五、知识与态度
　　科学包括科学态度和科学知识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有密切的联系：知识的积累有助于培养正确的科学态度；而有了科学态度的指导，获得知识也会较容易。但科学态度与科学知识确实常有区别。在自己的专门领域里知识丰富、而离
开了专业范围不仅缺乏知识而且缺乏科学态度的“专门家”，可说是大有人在。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性，依愚之见，在于它所关涉的社会和人的生活的广泛性。现代经济学不把经济仅仅看作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宗教等等相区别相并列的一个方面，而是认为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背后，都有经济性质的规律在起作用，只有对它们作“经济的分析”(economical analysis,是analysis of economy)，才能鞭劈入里地把握事情的实质。布坎南(J.Buchanan) 对民主政治的运作作经济分析，贝克尔(G.Becker)对家庭婚姻生活作经济分析，诺斯(D.North)对制度变迁史作经济分析。这些研究成果都在近十几年里先后获得过诺奖。
　　经济学的这种特殊的广泛性决定了坚持经济学的科学态度的困难性。不妨仍旧说经济学是一门专业，但是依愚见实在看不出对哪一种社会现象、人际行为进行观察和评说时，是超出了这个专业范围的。养成用经济学的知识看待和对待周围人事的能力和习惯，这就是经济学的科学态度。而经济学的知识和态度融入生活，是会产生缓和矛盾、协调关系的良好效果的。
　　请设想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某位经济学家被一块因风吹落的木块砸了脑袋(幸好不严重)，他决不会责怪木块“居心不良”、“缺乏素质”、“没有道德”，他知道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木块绝不可能朝相反方向飞升，他只好自认晦气。经济学家用物理知识解释了木块的行为，所以明明吃亏也不与木块计较，这便是科学的态度。
　　但在另一件事上，该经济学家却丧失了这种态度。有一天他赶公共汽车，只差几步路了，售票员有意不等他，若无其事关上门走车。经济学家气得破口大骂，记住了车牌号码，发誓要向车队领导举报那个售票员。第二天车队车队实行
改革：卖票员的收入与售出票数正比例挂钩。碰巧经济学家又赶同一辆车。这次售票员不仅等着让他从容上车，还让他继续等着，迟迟不发车，惹得急事在身的经济学家又生气 。
　　售票员改革前后行为迥异，其实很容易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在外部条件约束下，理性人总是以最大化自己偏好的方式来行事。改革前收入固定，干好干坏一个样，售票员的偏好是图方便省事，乘客越少越好；改革后，其偏好变成了多多益善地上乘客，以增加收入。虽说人有自由，木块没有，但人在利害场中依最大化自己偏好的方式行事，与木块在重力场中向地面坠落，两条规律具有几乎同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有了规律的知识，你就能够解释无论什么人在无论什么环境下已经做出的行为，也有可能预见他尚未做出的行为。
　　在这个设想出来但却很现实的例子里，经济学家不与木块计较，却与售票员计较；能以物理常识理解木块的行为，却不能用本属自己专业范围的经济学知识理解售票员的行为。其原因是，在与售票员的相互关联中，他的角色变了，不再是经济学家，他有了自己的特殊偏好(或说利益)：尽快赶路。站在第三者旁观的立场，我们倒不难理解他们两造态度和行为上的冲突。但是，如果经济学家在这样的境况中能够坚持科学的态度，以知识来理解现实，那么他与售票员之间的冲突是可以缓和甚至避免的。笔者设想这个小例子是妄想得出一个大结论：客观如理的经济学知识在社会利益格局中，能够发挥唤起理解、缓和冲突、至少不加剧冲突的积极作用。
　　在社会的利益格局中。冲突是不可免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短缺。优良的制度安排可以减少冲突，而制度之趋于优良化，常需要知识的指导。常听有人为知识分子居领导岗位办不好事辩解说：“因为他知识太多了。”仿佛要做好领导，就得没有知识。这种丘八管秀才的理论实在为害非浅。关此，吕思勉先生有非常精辟的断制。吕先生说：“大概应付人事，单靠学识无用，决定政策等，则全靠学识。”由于国情特殊，居领导地位往往既要应付人事，又要决定政策。如果在自己领导的范围内确实有相当的权力和自由度，则为了把事情做好，“决定政策”中自然也包括改良制度安排，订立有效“激励合同”，最大限度发挥下属积极性，诱使他们朝符合领导者目标的方向行事。领导者在“委托人——代理人”模型中常常是“委托人”一方，信息上处于劣势，做决定上处于优位，怎样做正确的决定弥补信息劣势，没有学识怎么行。一个“知识分子”能够长期据领导地位，做事情上则蹈常习故，从众随流，他的做不好事，就决不能用“知识太多”来解释，相反，恰恰说明他“应付人事”有方，“决定政策”无识。
　　经济学知识不仅对决定政策、改良制度、设计机制有指导作用，更重要的在于，经济学知识的流行和普及，有助于化解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僵化道德意识，如理如实地反映利益冲突，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多数人不懂经济学，但并不妨碍他成为按最大化自己偏好行事的理性人；这就象石块并不懂万有引力定律，并不妨碍它在重力场中自由下落。麻烦的是人有意识，他在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时，由于缺乏经济学的知识和态度，常会产生偏差。以至于有这样一个庞大的笼罩性的话语世界，人们在里面已经习惯地、而且是习惯成自然地总是把他人的趋利行为视为不德，而对自己的趋利行为加以掩饰、粉饰。对别人责望过甚，对自己许可太高，扭曲、扩大、激化了本来面目的利益冲突。统治这个话语世界的，是一条人人都服从却人人都不遵守的与“利”敌对的孤悬之“理”。本来人们的逐利行为都是理性的，因而产生的冲突、不公平等等，应视为制度安排上的客观问题。而这个受孤悬之理统治的话语世界，却将源于理性行为的客观问题，主观化为个人的“道德”问题，煽起义愤，加剧冲突。讲的是“理”，却常使人变得非理性，甚至“理”令智昏，产生革命造反动乱的心理。
　　经济学也是讲理的，但经济学把理讲在利上。在利上讲理，是之为“义”。儒家推已及人的忠恕之道，在利益问题上，可以落实为经济学的最大化偏好原理。要承认自己和别人一样，或者说别人和自己一样，都在以最大化自己偏好的方式行事。如果易地而处，易位而坐，自己也许会做出和别人一样的行为。
　　经济学的知识不可能象机械制造、 建筑设计那样，提供一个现成的优良制度安排。也不可能象医生看病那样，使制度安排上的问题药到病除。但是经济学的知识和态度确实对人情事理要妥当的安顿，这在协调利益改良制度上是非常有
效的助力。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基本上是将“知识”看作权力的帮凶，是权力运作的环节甚至核心，但他本人仍竭力追求“保护个体的生存，并对外部世界进行理解”的知识，他认为这样的知识“通过理解活动构成生存的手段。”
依我看，经济学就属于这样的知识。hu
陈克坚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